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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金與罰金可并處適用
時間:2022-06-09  作者:  新聞來源:  【字號: | |

懲罰性賠償金和罰金在性質和功能上存在差異,在同一案件中二者可以共存

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金與罰金可并處適用

我國民法典第1232條規定了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制度,但并未直接指明懲罰性賠償能否適用于環境民事公益訴訟。2022年1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生態環境侵權糾紛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解釋》第12條明確規定,因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受到損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依據民法典第1232條規定,可以請求判令侵權人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然而,檢察機關在對污染環境、破壞生態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犯罪行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時,能否主張對同一行為并處罰金和懲罰性賠償金?如果并處,是否違反一事不再罰原則抑或導致懲罰過當,兩者是否可以相互抵扣?對此,理論與實踐中存在爭議。有的主張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金是以“懲罰”為主要目的,而且環境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的懲罰性賠償金并不歸私人所有,因而懲罰性賠償金與罰金在實體功能上高度類似,不宜并處。可見,盡管民法典第179條將懲罰性賠償確立為一種民事責任形式,但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金與罰金如何適用的緊張關系并未就此消解。因此,有必要從制度機理角度,在明確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制度屬性和功能的基礎上,廓清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金與罰金的司法適用關系,以便在環境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更準確地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

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金與罰金并處的法理依據

懲罰性賠償,一般是指法院判決的超出原告實際受損數額的賠償,具有補償原告損失、懲罰被告以及威懾不法行為人等多重功能。隨著我國生態環境保護領域公法規制的增強和生態環境侵害救濟多維度、多渠道的綜合推進,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制度應在完全賠償原則的指引下以填補損害、補強賠償為主體功能,僅在特定條件下輔助運用懲罰功能以實現最優威懾。同時需要指出的是,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金與罰金屬于兩種不同類型的懲罰。

首先,完全賠償原則之下的損害填補是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的主體功能。有學者曾指出,懲罰性賠償并不是獨立的請求權,其必須依附于補償性的損害賠償,早期主要用于補償受害人遭受的無法用金錢予以計算的無形損害、難以證明的人身傷害,以及與訴訟有關的費用等,旨在全面補償受害人的損失。雖然現今對上述損害的救濟已不再主要依賴于懲罰性賠償的補償功能,但是侵權責任法仍無法對所有的損失進行類型化并給予充分的補償。因此,懲罰性賠償的損害填補功能依舊不可或缺,這一點在生態環境侵害救濟領域尤為明顯。

由于生態環境損害的價值往往無法以具體市場價格衡量,在救濟這類損害時就難以實現完全賠償,故需要懲罰性賠償予以補強。在司法實踐中,生態環境損害評估方法包括兩類,分別是計算所需修復的資源量或服務量價值的替代等值分析法和量化資源或生態服務貨幣價值的環境價值評估法。對于前者,計算出來的損害數額僅為生態環境被修復到基線的費用,考慮到人工修復技術、工程的成本效益等因素,有必要通過懲罰性賠償對此“差額”損害予以全面補償。對于后者,目前我國環境司法實務中廣泛應用虛擬治理成本法進行環境價值評估。所謂虛擬治理成本,是指在現有技術水平下治理污染需要花費的費用。2017年以前,在量化生態環境損害時,可以依據受污染區域的環境敏感程度以虛擬治理成本的1.5倍至10倍作為環境損害數額的上下值區間;但2017年出臺的《關于虛擬治理成本法適用情形與計算方法的說明》取消了環境敏感系數區間值。由此,對于因稀缺性、治理難度等因素未被納入技術評估指標而導致的損害差額,也需要運用懲罰性賠償進行填補。

其次,最優威懾理論下的適度懲罰是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的輔助功能。近年來,我國一直在加大對環境違法行為的懲罰力度:針對生態環境刑事不法行為,先后通過刑法修正案(八)、刑法修正案(十一)擴大入罪范圍,加大處罰力度;針對生態環境行政不法行為,2014年修訂的環境保護法創設了按日計罰制度,新增了人身罰的處罰方式。然而,現代環境法治的目標是確保可持續發展,單純的重罰絕非應對環境問題的充分路徑。因此,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并不當然承擔懲罰功能,只有在相關處罰不足以滿足過罰相當原則時,才有必要發揮其懲罰功能。

再次,此懲罰非彼懲罰,侵權責任法中的懲罰與刑法中的懲罰有不同的涵義。懲罰往往通過威懾實現,而威懾一直被視為侵權責任法和刑法最重要的目標之一,但存在不同的功能。刑法中的威懾是“完全威懾”,即通過消除犯罪者獲得收益來實現威懾功能;侵權責任法中的威懾,是“適當的或最優威懾”,即通過將不法行為人的行為所產生的成本“內部化”而實現威懾功能。對于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行為,“完全威懾”意味著“禁止”該行為,而最優威懾是通過“定價”阻嚇不法行為人實施不為社會所期待的行為,以促進社會秩序,實現預防功能。相形之下,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所追求的最優威懾可以說并不是一個懲罰性概念。

根據一事不再罰原則,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為遭受兩次刑事處罰。由于我國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制度功能是以補償為主、懲罰為輔,且其懲罰功能不同于刑事罰金所具有的懲罰性,兩者并處適用并不違反一事不再罰原則。因此,在同一案件中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金與罰金可以共存。

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金與罰金并處的規則

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金與罰金并處時應遵循過罰相當原則。對于環境法律責任配置,應該堅持罪罰相當、過罰相當以及責任相稱等原則。從法經濟學視角出發,不法行為人應為其行為造成的損害付出相應的代價,若不法行為人付出的代價低于其所造成的損害,將會導致威懾不足,難以阻止不法行為人和他人在未來實施類似的不法行為;相反,若不法行為人付出的代價遠高于其所造成的損害,則可能導致不法行為人和他人采取過度的、不必要的風險控制措施,減少有益于社會福祉但存在風險的行為活動。因此,在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與罰金的司法適用關系上,關鍵問題并不在于能否同時主張,而在于所施加的懲罰總額不能超越威懾之必需。

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金和罰金可以并處,但不能相互抵扣。懲罰性賠償金和罰金在性質和功能上均存在差異:前者是私法債權,主體功能是填補損害;后者是公法債權,是一種刑事制裁措施。不同性質的債權是無法相互抵扣的。根據《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資金管理辦法(試行)》規定,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資金統籌用于在損害結果發生地開展的生態環境修復相關工作。由于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必須依附于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并且以損害填補為主要功能,故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金也應當同樣用于生態環境修復相關工作中,性質上并不會從私法債權轉化為公法債權,因而不能與罰金相互抵扣。

(作者為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作者:任世丹  來源:檢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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