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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聽證:新時代“楓橋經驗”深度嵌入與融合
時間:2022-07-06  作者:  新聞來源:  【字號: | |

□人民主體的同心同向 □訴源治理的同頻共振?□能動檢察的同步協調

檢察聽證:新時代“楓橋經驗”深度嵌入與融合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檢察院課題組

□在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精神引領下,檢察聽證已然全方位嵌入“四大檢察”“十大業務”,是助力法律監督提質增效,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深耕細作的檢察“硬核”動能。

□新時代“楓橋經驗”所孕育的源頭治理目標之達成,社會和諧狀態之實現,同樣依賴檢察機關秉持能動司法檢察理念而展現新作為、新氣象、新擔當。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下稱《意見》)明確提出,“引入聽證等方式審查辦理疑難案件”。檢察聽證成為檢察機關的一項重要政治“必修課”和業務“必答題”。最高人民檢察院張軍檢察長深刻指出,檢察聽證是踐行新時代“楓橋經驗”,以訴源治理促國家治理的能動履職。在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精神引領下,檢察聽證已然全方位嵌入“四大檢察”“十大業務”,是助力法律監督提質增效,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深耕細作的檢察“硬核”動能。

人民主體的同心同向

“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理論,第一次創立了人民實現自身解放的思想體系。”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將“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質”作為“人的解放”的立足點,從而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人本觀“人民主體”的主旋律。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人民既是歷史的“劇中人”,更是歷史的“劇作者”。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有力昭示了無論遇到任何困難和挑戰,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參與,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人民主權原則不僅確證了檢察聽證的價值妥當性與現實必要性,而且是“楓橋經驗”歷史傳承與時代演進的核心和主線,與檢察聽證為民辦實事的風骨與品質天然相通、緊密相連。

首先,在刑事檢察領域,適應刑事犯罪結構的變化,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成為指導現階段檢察辦案的政治考量和價值引領,“楓橋經驗”中“捕人少、治安好”的理念無疑是其重要的歷史淵源之一。檢察機關在辦理羈押必要性審查、審查逮捕、擬不起訴等案件中,通過公開聽證增強辦案透明度,體現“以人為本、司法為民”的檢察情懷,彰顯司法溫度和檢察擔當,滿足新時代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新需求。

其次,社會和諧思想充實了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精神內核,為民事檢察植入了柔性司法的“種子”,公開聽證促成檢察和解的生動實踐為“楓橋經驗”注入了新的生機與活力。為使受到違約或侵權損害的民事權利獲得救濟,抗訴被視為民事檢察履職的剛性表現,民事檢察和解,則體現了檢察權柔性的一面。當一個案件推進到民事檢察監督環節,多數歷經多輪訴訟,和解往往成為當事人訴求的最優解決路徑,檢察機關通過公開聽證,積極探求民事爭議雙方利益的矛盾點、平衡點和調解點,充分向當事人釋法說理,助力民事、經濟糾紛達成和解,減輕當事人訟累,達到案結事了人和目的。

再次,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尤其是近年來我國公民法治意識不斷提升,積極維護自身權益,各類行政糾紛增多,尤其是涉及農村土地權益、土地征用、城鎮房屋拆遷、社會保障、環境污染等領域的問題,亟須公正、及時解決。“楓橋經驗”所倡導的“矛盾不上交、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的矛盾化解理念歷久彌新,對于當下“加強行政檢察‘穿透式’監督,促進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具有點睛意義和示范作用。檢察機關通過公開聽證,搭建平等對話、溝通交流的平臺,緩解各方對立情緒,破解行政程序“空轉”難題,努力構建“政通人和”的社會秩序。

最后,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逐漸由“有沒有”向“好不好”轉變。與之相應,以人民幸福為依歸的“楓橋經驗”不僅重視個人權益保障,而且愈發強調對關乎人民福祉的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作為公共利益的堅強“守護者”,檢察機關充分發揮檢察職能,積極組織公開聽證,多方尋計、對癥下藥,精準提升公益訴訟監督質效,推動社會善治與權益保障雙贏共贏。

訴源治理的同頻共振

“楓橋經驗”所蘊含的社會和諧思想、矛盾化解理念在新時代社會轉型中孵化出訴源治理的系統觀念、法治思維。

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我國處在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這一現實情勢與歷史背景深刻影響著包括法律子系統在內的社會大系統的自主性運作與能動性應變。從社會治理與糾紛解決的立場觀察,工業社會向風險社會的躍遷,一方面,促成了風險由個體化向社會化的轉換,風險叢生、風險疊加、風險不確定性高成為風險社會的顯著特征。另一方面,空前激發了公民對社會規范體系合目的性運作的剛性功能期待,不僅需要立法機關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銳性,積極回應社會關切,及時輸出高質量的立法來管控形形色色的社會失范行為,而且企盼司法裁決在“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用法正確、程序合法”的基礎上,還要考慮政治效果與社會效果,融合天理國法人情。司法機關不但要承擔“糾紛裁判”的功能,還須具備“風險化解”的硬核本領。

現實社會的結構性演變以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折射出社會治理必須堅持訴源導向、綜合治理思維與標本兼治邏輯。例如,與傳統犯罪“個體”特征顯著相比,涉黑惡“套路貸”犯罪,往往呈現各個環節的分工合作,尤其是一些前期幫助行為、事后轉移資金行為,以及事中涉及專業技術行為,都需要明確的人員分工、彼此協作配合。鑒于此,對于類似新型犯罪的打擊,強調“兜底”,強調“訴源”,突出“全鏈條”“全生態”打擊的治理思路。“全鏈條打擊”強調對整體犯罪行為過程的打擊,但建立“全生態打擊”的長效機制才是治本之道。“全鏈條打擊”與“全生態打擊”都是針對違法犯罪產業化、集團化新特點所提出的新型規制模式。“全生態打擊”側重于社會面的綜合治理,既包括刑事打擊,也包含行業主管部門的日常監管,甚至涵蓋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

因此,檢察機關在履職中要深刻認識到“四大檢察”“十大業務”是相互貫通的,都與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緊密關聯,絕不能割裂、孤立地看,更不能機械地認為辦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不僅要種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還要通過履行監督職能,促進接壤的“萬畝良田”科學耕種、獲得豐收。

能動檢察的同步協調

進入新時代,檢察機關立足新發展階段,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努力以卓有成效的檢察履職融入新發展格局,助力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所孕育的源頭治理目標之達成,社會和諧狀態之實現,同樣需要檢察機關秉持能動檢察理念而展現新作為、新氣象、新擔當。

適應能動檢察理念要求,檢察機關立足社會、政策等多重考慮,重視工作能動性,重視檢察監督重塑社會秩序的功能,以化解法律的穩定性與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多變性之間的矛盾,發揮檢察權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保障作用和引領作用。能動檢察理念是最高檢黨組創新檢察理念的又一重要成果,是全國檢察機關和檢察人員不斷增強政治自覺、法治自覺和檢察自覺的重要體現,是引領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并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思路,是新時代新發展階段深化檢察改革、辦好檢察案件、履行好檢察職能、建好檢察隊伍的思想方法。能動檢察理念表明檢察機關參與社會治理的司法主張,“參與和創新社會治理是能動司法的固有屬性。”易言之,要將司法主觀能動性融入社會治理及高效解決各類矛盾糾紛中。

踐行能動檢察理念,意味著檢察官不能消極、被動地坐堂辦案,而是要遵循司法基本規律,積極主動開展司法工作,以更好地服務全面依法治國大局,更好地維護法律正義與司法公正。檢察辦案不能只守住形式“不違法”底線,必須將天理、國法、人情融為一體,堅持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機統一,融法理情于辦案全過程,讓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溫度。因此,實踐中必須警惕形式合法、實際背離法律價值的司法裁判。誠然,導致機械司法的原因在于對構成要件作形式化、片面式的理解,而不是實質化、體系化的理解。檢察聽證的日益普及,常態化開展以及推動社會治理內涵式提升、助力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法治效應顯現,正是實踐這一理念,使各項檢察工作做得更好、更深、更實的現實縮影。理念雖然是社會實踐的產物,但又都出自人類的理性設計。能動司法檢察需要持續推進,久久為功,以更有力助推國家和社會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

[課題組負責人:史笑曉,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三級高級檢察官;課題組成員:陳誠,虞純純,謝凱。本文系2021年度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課題《檢察聽證與“新時代楓橋經驗”研究》(編號:GJ2021C01)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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